新高考帶來哪些新變化

新高考帶來哪些新變化

6月10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考點外,老師同走出考場的考生擊掌。本報記者 單藝偉 攝

高考改革,關係著萬千學子的前途命運,承載著整個社會的殷切期望。

2014年9月,以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為標誌,我國開啟了自1977年恢復統一高考以來最全面、最系統、最深刻的一輪高考改革。當年,上海、浙江率先啟動高考綜合改革試點;2017年,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地加入第二批試點行列;2018年,第三批新增河北、遼寧、江蘇、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重慶8個省市。

7年來,高考綜合改革在“推進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科學選拔人才”的期許中,由東部向中西部穩妥推進。到今年9月,新高考方案在14個省市均已平穩落地,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帶動了一系列教育變革。

新高考給廣大考生和家長帶來哪些影響和新變化?中學和高校又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採訪。

學生新變化:追求全面多元個性化發展

時隔7年,當被問起新高考最大變化時,浙江省溫州中學2017屆畢業生、清華大學航天航空學院2021級直博生翁煥博還是毫不猶豫地說:“選!喜歡什麼,擅長什麼,就選什麼!”

打破傳統理科考“物化生”、文科考“史地政”的限制,參加浙江新高考的考生,除“語數英”3門必考科目外,還可以從7門學業水平考試科目中任選3門(上海為“6選3”),組成自己的考試方案。據統計,浙滬兩地有超過七成的考生選擇了新的科目組合,個人興趣愛好和潛能特點得到了充分體現。

“我從小就特別喜歡地理,立志成為李四光那樣的地質學家。但傳統理科不考地理,文科又不涉及物理、化學等地質研究必不可缺的知識。”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深造的王寧就是新高考的受益者,高中“物化地”的個性化組合,為他如今的專業學習打下了紮實基礎。

在浙江大學本科生招生處處長朱佐想看來,學生選擇權的增加帶來了多重積極變化:一是學生髮展更全面,文科思維與理科思維碰撞融合,有助於提升綜合素質;二是成長路徑更多元,選科組合強調個人興趣特長,志願填報也由學校導向轉為專業導向;三是未來志向更明確,學生選定選考科目的同時也基本確定了報考專業範圍,學習動力被有效激發。他還向記者透露,在浙大2017級本科生中,浙滬兩地生源的績點和優秀率均高於全校平均水平,且比改革前有所提升。

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鍾秉林的印證。他和團隊對多個新高考落地省份進行了長期跟蹤評價,資料顯示,無論是中學校長教師、考生及其家長,還是高校教師與大學生,都普遍認同以學生為中心、增加學生選擇權的改革導向,學生群體對選科選考的滿意度較高。

根據各省份實施方案,前兩批試點省份是“3+3”模式,而第三批採取的是“3+1+2”模式。其中“3”為全國統考科目語文、數學、外語;“1”為首選科目,考生須在物理、歷史科目中選擇1科;“2”為再選科目,考生可在化學、生物、政治、地理等科目中選擇2科;統考科目和首考科目計原始成績,選考科目則按等級賦分後計入總成績。

“這是充分考慮各省份原有高考模式、基礎教育發展水平以及改革階段特徵的結果。”福建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表示,“3+1+2”方案有12種組合,大幅降低了新高考對高中師資、教室等軟硬體資源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在中西部地區和考生大省推進改革的難度。

教育部考試中心常務副書記於涵表示,“3+1+2”方案與此前“3+3”方案在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時突出了物理、歷史兩個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類人才培養中的基礎作用。在選擇的維度上,既要保證個體選擇的自主空間,又要顧及高校人才選拔和培養區域性上的剛性限制,更要體現國家整體需求和長遠利益。

“儘管人文社科類人才也很重要,但從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來看,高等教育首先應培養更多的理工類人才。而物理在自然科學中的基礎性,是其他學科不能替代的。”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專家組成員陳志文提醒廣大考生和家長,切忌為了分數最大化而功利性選科,故意避開難度較大的科目。許多頂尖高校的理工科專業,如果不選物理和化學甚至沒有報考的機會。金融工程、教育技術學等社會科學類專業,同樣需要較強的數理基礎。新高考分數的價值高低,更多取決於選科結構,應該先確定方向,在此基礎上提升成績才是正解。

高中新要求:創新教學模式和生涯教育

上海浦東中學校長倪瑞明回憶說,當初看到新高考改革方案時,不由得心頭一緊:“不改不行了!”

“7選3”有35種組合,“6選3”有20種組合,最少的“3+1+2”方案也有12種組合,學生怎樣從中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套餐”?學校又該如何配置師資和教室?這對高中教育教學改革提出了很高要求。

一方面,為適應新的科目組合,高中階段選課走班、分層教學等新常態應運而生,改變了原來行政班“齊步走”的教學模式。

上海各區各校根據實際情況,摸索出了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3種不同的編班模式。海南依託資訊化平臺建設,輔助學校預估資源需求,實現選科組合開放,幫助學校解決在走班教學過程中分班排課與教學管理的難題。多個省份還透過返聘優秀退休教師、探索“縣管校聘”、對富餘學科教師轉崗培訓等措施,緩解部分學科教師結構性缺編問題,同時新改擴建部分高中,著力改善辦學條件。

另一方面,中學階段的學業與進入高校選擇的專業,甚至日後安身立命的職業緊密結合,在高中開展職業生涯教育和學科專業認知的重要性凸顯。

武漢二十中投入400萬元,進行軟硬體建設,實現高一新生生涯規劃課全覆蓋。北京東城區自2017年起啟動了“生涯教練”種子培訓計劃,透過加強生涯教育師資來破題。湖北從2018年啟動高中生生涯規劃指導教師培訓專案至今,已培訓相關教師1632人。山東青島要求全市中小學要開齊開好生涯教育課,高中學生髮展指導課程1學分、職業體驗活動3學分,重點在高一、二年級實施,每週安排1課時或統籌使用。

記者調研發現,“高質量生涯教育師資短缺”是各地各校普遍面臨的問題,這在中西部地區和縣域高中尤為明顯。河北某縣域高中校長就表示,現有師資力量只能支撐起簡單的生涯規劃和職業體驗,如學生問及某一專業的細節問題,生涯教育課程教師也只能臨時上網查資料,“現學現賣”的問題有待解決。

對此,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教授、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王秋旺建議,覆蓋92個專業大類的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應充分發揮諮詢指導作用,組織權威專家錄製專業科普影片、撰寫相關解讀文章,細緻介紹各個學科的知識結構及就業方向,並透過官方資訊化平臺向大中小學生免費開放。

王秋旺認為,此舉不僅能縮小城鄉教育資源差距,幫助廣大學生將生涯規劃、專業選擇和學習動力有機統一起來,更有利於各個學科找到真正感興趣、願意紮根鑽研的“後浪”,促進高中與高校協同育人。

除了選科選考,受訪考生和家長還特別關心“兩依據一參考”中的“參考”,即綜合素質評價。據瞭解,14個改革省份均開發了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資訊管理系統,客觀記錄學生成長過程,作為畢業和升學的重要參考,這將逐步改變簡單以高考成績評價學生的方式和導向。

在鍾秉林看來,把綜合素質測評檔案用好,首先要“可信”,不能有水分,更不能弄虛作假;其次要“可比”,要用事實和資料說話,反映一個個活生生的學生的發展狀況,不能千篇一律、套話空話;三是要“使用”,高校要探索合理使用綜合素質評價結果的場景和方法,如一些高校在“強基計劃”招生中就將綜合素質評價結果作為重要參考。

大學新挑戰:注重專業特色與內涵建設

多位專家都表示,這一輪高考改革之所以稱為綜合改革,是因為這不僅是一場針對考試方式和考試內容的改革,更是透過教學—考試—招生鏈條的整體設計,倒逼學生培養模式的變革,既牽動高中教育教學改革,也影響高校招生錄取環節甚至是專業培養方案。

陳志文指出,過去按學校填報志願,高水平大學的最低分數線往往可控,多數本科院校也不愁生源。在高校擴招背景下,許多高校“攤大餅”式佈局學科,專業設定越來越雷同,甚至出現“千校一面”的困境。而新高考招生錄取實行“院校專業組”或“院校+專業”的模式,理論上一個專業一個分數線,這給具有較強學科特色的普通高校提供了趕超機會,也為高水平大學的薄弱學科敲響了警鐘。新高考改革與“雙一流”建設形成合圍,引導高校在學科佈局上突出自身特色,注重內涵建設,有所為有所不為。

“專業導向的志願填報方式下,高校各專業的建設水平和選才要求都將在招生中予以體現。高校若要保持競爭力,必須最佳化學科專業佈局,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人才選拔方式和培養方案。”朱佐想強調,高校要樹立全面招生質量觀,著眼“招生—培養—就業”一體化,在招生設計上,將對學生選科要求相同的專業納入同一招生類別。要強化專業內涵建設,最佳化專業培養方案,積極謀劃佈局戰略新興專業、交叉複合專業以及適應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前瞻專業,並將人才培養質量作為招生專業動態最佳化調整的重要因素。

記者注意到,之前曾經出現“物理遇冷”“棄考化學”等聲音,使得一些考生和家長在面臨選科時有所猶豫。

王秋旺指出,新高考一端是中學,一端是高校,中學應積極開展生涯教育,引導考生和家長理性選科;更重要的是高校要負起責任,對本科招生專業對應的選科科目進行規範要求,決不能為了保分數線而不顧相關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類人才培養中的基礎作用,對選考科目不作任何限制。

陳志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物理非常強調體系性,也是邏輯思維訓練的重要載體,在普通高校本科的92個專業大類中,有七成需要學生具備紮實的物理基礎,另有六成涉及化學。從人才培養角度看,建立強有力的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勢在必行。我們既要尊重學生的選擇權,也要高度重視高校人才培養的實際需求,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