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大樓》中看到多個“高度”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中國電影先後推出了《1921》、主打革命史的《革命者》、表現社會主義和建設者的《守島人》,還有講述抗疫故事的《中國醫生》。作為電影理論批評工作者和觀眾,我們一直在期盼出現一部表現改革開放以來新時代國人精神風采的主流影片。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電影集團推出的《大城大樓》適逢其時。這部電影提供了一種新的增量,使慶祝建黨100週年的銀幕形象更加完整、更加具有立體感。

在《大城大樓》中看到多個“高度”

電影《大城大樓》海報

《大城大樓》之所以值得肯定,首先在於其具有兩個“高”:

一是上海含量高。上海立項、上海投資、上海拍攝、上海出品,再加上上海故事、上海人物、上海腔調、上海氣質,使影片完整地具備了上海文化的地域性表徵和都市特有的精神文化底蘊。這些年來,出於規避電影投資風險考量等諸多原因,在全國電影的大格局中,上海参與的多、主導的少,合拍的多、主創的少。而《大城大樓》不僅由上海電影集團拍攝、上海城投集團投資,而且從編導演到攝錄美,主創人員也幾乎全部出自上海,讓人欣喜地感到上海電影再展雄風。

二是完成度較高。相對於前面提到的幾部作品,《大城大樓》的創作難度顯然更大一些,因為它沒有依傍的歷史和人物,也沒有同類作品可以參照,以“樓宇黨建”為切入,寫發生於上海中心大廈這座大樓裡的新人和新事,時空條件難免受到限制,角度和視點既需要集聚,又不能封閉,需要更多的結構創意和意象創造。做到內外視角勾連,語言暢達飽滿,人物有血有肉,故事引人入勝,並實現歷史與現實的交融,著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視野的開放廣度和情境設定的收斂抑制形成了一種反差,作品的完成度與視聽表達處置的難度構成了一種對比。

其實,我所謂的“城市高度”,還有更多的看點:

地表高度——《大城大樓》把故事發生地設定在被稱作“上海之巔”的上海中心大廈,這是上海地標性的第一建築。影片的人物和故事均根植在這裡,加上呈現當代年輕人熱衷的電子競技及其發展歷程、上海新外灘全景的鳥瞰,以及在大廈頂部展開的兩次全甲格鬥,使影片產生了不同尋常的視覺效果。它不僅是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外在的視覺展示,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社會經濟文化生態全面提升的形象表徵,氣象萬千,美不勝收,賞心悅目。這個角度的進入與投射,對於觀眾來說無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影片監製張建亞說:“20世紀80年代之前,國際飯店是上海最高的樓,我們就想著,我們要到國際飯店頂上去拍電影;後來有了東方明珠,我們又想到東方明珠上拍電影……這個城市越來越大,越來越高,電影人的夢想也跟著越來越高。”事實上,這種越來越高的夢想,又何止於中國電影人!

精神高度——《大城大樓》的成功,主要不是因為展示了一座摩天大樓的魅力,更在於烘托了一座大城的精神高度。正如導演謝鳴曉所說:“有人才有故事,光拍一幢樓是沒意義的。”於是,我們看到了影片中姐姐安安和弟弟劉石這對土生土長的浦東青年相濡以沫、奮發有為的生動故事;看到了張總數十年如一日,精心建設、守護這座大樓的過往逸事;看到了陸家嘴樓宇的黨員們為了一位重病的外地清潔工的孩子,爭先恐後援助的感人事蹟……風雨同舟,大城大愛,影片透過一個個栩栩如生的故事和人物,運用平實細膩、穿越跳動的視聽語言,靈動地記錄了上海浦東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展示了大城大樓的前世今生和美好前景,是一部上海城市的發展史,也是一部上海人民精神內涵的成長史。相對於地表高度,城市和人的精神高度言近旨遠,更加令人回味。一個滄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城區,一座拔地而起、雄偉壯麗的建築,一批意氣風發、生氣勃勃的黨員——昨天和今天、本土和外埠、物質和精神、黨員和群眾,互動穿插和縱橫交織,完整地構成了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歷時的縱深感和共時的橫切面,竟然讓我們這一眾“老上海”也產生了些許陌生感。透過這些精心組合的影像畫面,我們清晰地感觸到上海這座城市的溫度與高度,重新認識和領悟上海這座“魔都”的精神海拔。

今天的電影觀眾群體,與過往已大不相同,他們成長於網際網路時代,年輕,敏銳,充滿活力,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嫻熟掌握電子技術,並有選擇電影消費的才智,被法國文化學者米歇爾·馬弗索利稱作“新部族”。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兩年來青春題材的電影格外時興,幾近佔據中國電影的半壁江山。但說實在話,卿卿我我、摟摟抱抱、吵吵鬧鬧,包括小鳥依人、情動山海、癲狂夢醒等青春故事看多了,也多少有些審美疲勞了。觀眾是電影得以完成的所有環節中的最後一環,但這不等於說,只有順應、取悅觀眾才是電影發展的正路。《大城大樓》別出心裁,跳出一般青春片的視野拘囿,由“樓宇黨建”而造就生動的人物故事,由社會時尚而牽動時代的主流走向,大膽在挑戰衝突中展現當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躍動,在泰然自若中實現藝術的價值和意義,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一個“90後”小學教師為了自我實現,可以向國際全甲格鬥勇士發起挑戰;一個本土成長起來的大樓專案女經理,可以與國際大公司的代表從容博弈;一個來自農村的外地建築工人,可以為上海第一高樓建設而盡心竭力;一群素不相識的樓宇黨員和群眾,可以為追逐理想和慈善的愛而匯聚在黨的旗幟下……這個時代還有什麼故事不可能發生?同樣地,還有什麼思想和心靈、意味和色彩不可以進入電影影像的維度和鏡框呢?

近年來,主旋律電影已形成一股主潮,電影創作者十分看重尋覓題材本身的“政治意義”,這是必需的,也是具有重要導向作用的。與此同時,也需不斷追求如何做到在藝術上是成功的、出彩的。藝術的創意和創造,需要創作者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保持更貼近大地的身段,留意更接地氣的發現。偉大的時代原本就是由若干大事件和許多小事情共同組成的。沒有小事情的累積,哪有大事件的迸發?沒有小人物的映照,哪有大英雄的產生?所以,電影創作不能只關注和矚目轟轟烈烈、震天動地的重大事件,還要善於從鮮活的日常生活中、從尋常容易被遮蔽的細節中,從安安、劉石、張總、鵬鵬的父母親等草根人物立身存命的語境裡開掘出歷史的真諦、人生的本義,完整、全面、真實、立體地再現和展示新時代的新氣象、新人物和新希望。

由是,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的電影作品推崇創意創造,迴應社會關切,以更親近的命題,更平實的影像,更貼近的語言,走近觀眾,反哺社會,更好地建立電影與觀眾的互動認同機制,真切地滿足電影觀眾的藝術鑑賞需要,用審美的方式撥亮精神和理想的燈火。同時,推動電影創作的內容題材更加豐富深刻,表現形式更加多姿多彩,文化和藝術更加健康、多元和可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城大樓》的做法和經驗無疑是值得珍視與總結的。

小小樓宇連線著大城大樓,“上海之巔”標示著城市高度,只有走近它,才能解讀它的全部奧祕和意義!(作者 李建強 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