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浮世繪中探尋中國元素:琵琶、二胡、“賞菊花”、“喝菊花酒”現於作品之中

提起浮世繪,中國觀眾首先想到的大都是日本江戶時代畫師葛飾北齋創作的《富嶽三十六景》之《神奈川衝浪裡》。連天的巨浪佔據畫面大部分空間,高聳的浪尖彷彿一瞬間便要傾盆落下。遠處的富士山巋然不動,為整個驚心動魄的場面增添了一份平靜的對比。畫中面對驚濤巨浪的漁民低頭俯首,表情寧靜,似乎打算徑直穿過巨浪。這幅詮釋人類直面困難、頑強奮進的作品堪稱日本浮世繪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神作”。《遇見浮世·博覽江戶——江戶時代浮世繪原版珍藏展》日前在北京今日美術館拉開帷幕,展出100幅出自日本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的藏品。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策展人徐赫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作為版畫作品,浮世繪的數量和收藏者較多,在日本相關展覽層出不窮。由於觀眾不太懂得欣賞,浮世繪此前在中國的藝術價值被低估了,這幾年才重新走進市場。

“浮世繪”的字面譯文是“虛浮世界的繪畫”,興盛於日本江戶時代。以往國內的浮世繪主題展,多以展出葛飾北齋、歌川廣重、喜多川歌麿等名家名品為主,或者按照時間、流派、內容等類別區分,從構圖、色彩、佈景等藝術角度賞析。“浮世繪是貼近民生的作品,不是高階事物,純藝術角度難以讓觀眾產生共鳴。”徐赫對《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說,早期的浮世繪相當於中國的掛曆,逐漸演變成電影海報、明星海報。後來出門旅遊的人多了,浮世繪又變成旅遊攻略般的存在。江戶時代的家長還喜歡給孩子買講鬼怪故事的浮世繪,就是現在的“繪本”。此次展覽聚焦當時社會的原狀原貌,以“入城”“入室”“入魂”三段式分法呈現“浮世繪”。徐赫說,希望從“百姓日常”的角度切入,以平民的視角,呈現那個時代的故事,辦一場讓人“看得懂”的展覽。

中日之間的文化融合是《遇見浮世》展覽的一大看點。琵琶、二胡、古箏等出現在浮世繪作品當中,說明源自中國的樂器在日本得到廣泛傳播。《江戶砂子年中行事》中包括《端午之圖》《七夕之圖》《重陽之圖》等作品,起源於中國的“節句(節日)”儘管在具體日期和慶祝方式上與日本不完全相同,但“賞菊花”“喝菊花酒”等風俗的體現,為浮世繪增添不少中國元素。

為了增強中國觀眾的代入感,該展在藏品選擇上大有講究。徐赫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中國遊客赴日旅遊必去上野公園、淺草寺等景點打卡,展現這些景點在江戶時代風貌的浮世繪作品人氣頗高。

在三代歌川廣重創作的《東京名所內上野公園地不忍見晴圖》前,記者看到兩名女生在討論著。她們指著畫中頭戴禮帽、身著夕陽貴族服飾的人對記者說,旅遊的時候看到上野公園裡有很多外國人,沒想到早在明治時代那裡就是博覽會和賽馬等眾多活動的舞臺,還有貴族光顧的西餐廳,彼時已相當國際化。日本駐華大使館新聞文化中心參贊伊藤直人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遇見浮世》展出了日本明治時代和江戶時代的作品,新舊時代的融合,在浮世繪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別樣的美。那時整個社會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執行良好,可以看出日本文明開化的痕跡。

伊藤直人以日本明治時代畫師水野年方於1890年創作的《婦人抹茶會》舉例:這幅作品中可以看到幾位女性在研習茶道,中國觀眾可能都知道這象徵著日本文化。可實際上,在明治時代以前,茶道是男人的文化。到了明治時代,茶道作為女性的教養專案廣為人知,這種變化延續至今。他說,一般觀眾即便無法發掘這麼多歷史細節,單純感受一下浮世繪這種藝術形式也是好事。

徐赫所在的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策劃過不少傳統文物展覽,由於對觀眾的藝術理解有一定要求,一直以來比較小眾。《遇見浮世》基於浮世繪的民間屬性,在商業化和大眾化嘗試中取得成功。她告訴記者,近年來在藝術展覽方面和日本的合作比較多,“走出去”的同時也在“引進來”。除了浮世繪,日本陶器相關的專案也在運行當中。因為陶器是靜態的,普通觀眾難以理解日本流行的“侘寂美學”,所以這種展覽不會輻射大眾,無法像浮世繪一樣老少咸宜。“傳統意義上的日本文物在中國展出不會受到太大關注。一方面因為中國文物博大精深,觀眾有民族自豪感,認為沒有必要欣賞日本文物。另一方面,日本古代文物比較貴族化,不太親民,此前舉行過類似展覽反響平平。”

在徐赫看來,日本現當代藝術在中國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比如《千與千尋》《天空之城》等熱門動畫電影的作者宮崎駿、日本音樂家久石讓、日本作曲家坂本龍一等名家在中國已有穩定的受眾群體,若是他們的藝術作品在中國展出,很有可能“出圈”。

《遇見浮世》的成功讓徐赫收穫一些經驗。“首先在策展方向要走相對平民化和大眾化路線,哪怕一個文物,也要儘量以讓人能看懂的方式解讀。其次,可以嘗試透過微博等網路平臺增強與年輕觀眾的互動。”